桔子新传考研 |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其的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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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决定态度，20世纪，新生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争论随即鹊起。

  大众传播媒介到底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早期的西方产生了大致两种态度，一种是“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另一种是“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人类在评价迅猛发展的新生事物时一向如此，比如今天不断发展的转基因技术，有人力挺，有人担忧。在这两种的态度的交织中，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只有经历时间的洗礼，才能验证媒介的作用。

  认知总是滞后于媒介的发展，在大众传媒的初期，乐观主义观点略占上风。早期的乐观主义观点以美国政治学家 J. 布莱士为代表，在1889年出版的《美利坚民主国》一书中，他讨论了大众传播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关系，提出了围绕公共事件的舆论的形成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基于情绪和期待的印象形成阶段、单纯地交换或获取信息的消极阶段、通过讨论和论争而使舆论得到组织化的积极传播阶段、形成最终的合意付诸行动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布莱士认为，报刊的三种功能：

  （1）作为事件的报道者和讲解员的功能；

  （2）作为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功能；

  （3）反映社会上读者一般意见的“测风标”功能。

  这三个功能可以使舆论超越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成为组织化的有机整体。唯有这种舆论才能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

  同样注意到报刊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还有法国学者塔尔德，他在著作《舆论与群集》中，提出报刊对社会的最主要贡献，就是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在报刊出现之前，社会群体的活动形态为“在本质上是保持着肉体接触的集群”，这种群体集中于同一物理空间之中，容易收到模仿、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具有情绪性和激动性。但公众是不同的，他们由“有教养、有知识、有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坐在家中，关注同样的内容，能够进行公正、冷静的思考。

  塔尔德认为，唯有作为公众意见的舆论才能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报刊是将分散的公众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公众的规模随着报刊的普及不断扩大，而社会会将由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时代前进到以“流行和革新”为主流的时代。

  另一位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也曾对大众传播寄予厚望，在他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写到，“印刷意味着民主”。他虽然对大众传播的盈利主义感到不满，但认为在总体上“新的传播正在像曙光一样普照世界，促人觉醒，给人启发，并充满了希望。”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看来，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的早期阶段，人们对它给予的期待非同凡响，但历史并没有照着这些学者的期待发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事业集中与垄断不断加剧，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没有成为一般公众参政的手段，反而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工具。二战后，大众传播媒介的煽情化、浅薄化、低谷化的倾向加剧，进一步招到了学者们对它的批评。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和著名的社会学家莫顿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效果，“麻醉”效应。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提出了“拷贝支配”的观点。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两种观点，对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根深蒂固，为学者们研究新的媒介形态，指引了方向。比如关于互联网媒介的研究诞生了“电子乌托邦”的思想。

  大众传播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诞生的，对任何一种媒介的社会影响都不能简单断定。我们不能幼稚地认为大众传播必然会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民主，也不能简单地断定它必然会招致法西斯专制或者独裁。

  归根结底，大众传播媒介是伴随着传播科技而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大型社会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性质的影响，关键在于它的使用和管理者，脱离社会与历史对大众传播进行道德评价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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